《再思考新闻自由的抗争》

本地新闻媒体刚踏入新的一年，就面临新闻自由的考验。《中国报》因为误植裸蹲女郎的国籍，而被迫拿该报总编辑和执行总编辑来开刀，以换取不被国内安全部吊销夜报出版准证的惩罚。结果，总编辑庄宗南和执行总编辑黄兆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负起全责，引咎辞职，离开《中国报》”。

事件发生后，网上独立媒体和 TV2华语新闻第一时间跟进报道。非政府组织和在野党除了严厉谴责政府揪后算账的做法，也举办烛光集会，抗议政府再次干预新闻运作。然而，这件事除了继续在非主流媒体发酵之外，在主流媒体几乎销声匿迹，许多民众甚至毫不知情。

如果检讨为何《中国报》事件引起的回响不比较早前“哗！FM”停播引发的反弹还要强烈（“哗！FM”停播事件主要牵涉商业决定，《中国报》事件却是政府的施压干预），排除了主流媒体受到政府压力，以及媒体法规箝制等原因之后，新闻自由的抗争是不是走到了瓶颈？抗争的方式是不是应该改变？抗争的坚持是不是在一些人当中产生了异议？都是从事新闻自由抗争以及关心言论自由人士必须再思考的问题。

从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到“哗！FM”停播事件，再到近期的《中国报》事件，民众拉布条、呈备忘录、写评论、点蜡烛……“新闻自由”的口号似乎越来越响，一股强大的力量似乎日益形成，但是言论自由的空间却没有显得比过去更开放。主流媒体的舆论空间日益收窄，退到了新闻从业员人人自卫（危）的年代，争取新闻自由的力量化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和憧憬。

在同行内部，为了个人前途、利益的考量，对新闻自由的抗争方式和意义开始出现了争议。像在《中国报》事件中，有人认为庄黄两人身为总编，辞职力保《中国报》实为应该，独立媒体炒作新闻，反而迫使庄黄两人从原本的调职变成辞职，已经变成一种同行间的迫害；有人则认为新闻编采再次受到干预，公众享有知情权了解事情的真相。

新闻编采人员不但无法就新闻从业员应如何回应不合理的干预和要求取得基本共识，也没有勇气去面对和支持同行间的抗争，有些甚至是甘为官方、政党喉舌，大大抵消了内部动员的力量。

在外部，非政府组织、在野党及来自民间的力量实为协助媒体、新闻从业员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最强而有力的支援和后盾，但是争取新闻自由运动却因为缺乏有效和长期性的规划，以致流于表面，无法对新闻自由现状产生多大的冲击。

首先，媒体教育不足，使到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的概念无法在平民百姓间普及，而只能集中在知识份子群中发酵。尽管“哗！FM”停播事件曾引起热烈讨论，但是却也引发了“粉丝社会还是公民社会”的争议。非政府组织、在野党及民众对于“哗！FM”暂时停播展开热烈的“保台”运动，大力鞭笞政府打压言论自由，但是对于首要媒体有限公司（Media Prima Berhad）收购ntv7，完成私营免无线电视台大一统的举动，以及后来为了整合资源，裁减一半员工，包括许多电视新闻从业员的做法，却没有任何意见。压力集团、民间团体和民众，在新闻自由的抗争上，保持什么心态，有没有出现思考上的盲点，都值得我们深思。

新闻自由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筹码其次，来自非政府组织、在野党，以及民间的各股力量，无法就各自的社会功能和特性取长补短，使到新闻自由运动停滞不前，无法提升到更广阔的层次。像在《中国报》事件中，“独立媒体中心”虽然在第一时间发起烛光集会，但是却因为缺乏宣传以及集会时间一改再改，使到集会最后只有三、四十人出席。

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可以结合在野党扩大动员的力量，让新闻自由运动取事半功倍之效。如何持续性地推动媒体运动，是非政府组织除了发文告谴责，办烛光集会进行抗议之外，必须积极思考的方向。至于在野党，更应该了解“得媒体者得天下”的道理。新闻自由和媒体，往往是政治运动里面最重要的堡垒和筹码。

就在《中国报》高层辞职事件发生的一个星期前，中国北京以敢于直言、挖掘社会问题及提倡政治改革而闻名的《新京报》，也传出总编辑和两名副总编同时被撤职的消息。消息传出后，《新京报》两千多名编辑、记者和员工随即发动罢工，抗议政府打压该报编采方针。结果，在报馆员工强烈反对下，当局同意只撤换总编辑一人，报馆其他人事暂不做调整，成为了中国传媒界罕有的一次大型工潮。从《新京报》事件到《中国报》事件除了庄黄两人离职成定局、国安部对《中国报》的行动表示满意之外，我们是不是还能有更深层的思考？

(刊登于：14/01/2006 《独立新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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