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出席了民进党创始人之一兼前党主席施明德在吉隆坡的一场演讲，听这位历经过25年牢狱生活，担任过美丽岛事件和反贪倒扁运动总指挥的传奇人物，谈《从台湾民主看两岸关系发展》。
作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推手之一，回顾和检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施明德认为，虽然台湾完成了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和报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完成政党轮替等民主改革，但是司法不公是台湾目前仍未达的目标。
施明德认为，蓝绿恶斗使台湾民主化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当中。台湾选举已经变成“没有政见的选举”，“靠天吃饭”，“一颗子弹就改变选情”，“两个烂苹果选一个”。除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人民没有第3个选择。台湾人接下来的梦是什么？中壮派必须站出来说话，告诉蓝绿，他们要走一条怎样的路，台湾21世纪的梦是什么。台湾民主化需要一个新的奋斗。
我因此想起了我的国家--马来西亚。2008年308全国大选的一场政治海啸，让5个州属的执政权同时落入了在野党民联的手中。此后，我国进入了多元化政治的时代。
下一届全国大选，可以预见将是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选民面对的，一个是已经执政马来西亚超过50年的国阵，一个是只拥有在4个州属执政（国阵在2009年重夺霹雳州政权，民联在霹雳州只有一年执政经验），没有执政中央经验的民联，还有日后可能以政党联盟形式出现的第三股势力。
如果从二战后的某一时间段算起，台湾独立已经有六十年，期间经过了2次政党轮替，2000年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2008年实现了第二轮政党轮替。按亨廷顿的说法，新兴民主国家只有经过两次政党轮替，才可视为民主巩固的国家。而已经独立53年（以1957年算起）的马来西亚过去一直是国阵在威权统治，民主转型必须到来，但是这是否可能在来届大选中出现？
选民期待首次的政党轮替，但是又觉得当下的选择未臻理想，而犹豫不决。蓝（国阵）绿（民联）既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也就可能催生第三股势力。而这个选择一旦出现，会不会因此造成渔翁得利，打击民主转型，值得关注。
施明德认为，一个领袖必须具备4个条件，即拥有指引大方向、坚守大方向的原则、懂得用人和鼓舞信心的能力。
国阵主席纳吉上台后就提出“一个马来西亚”（Satu Malaysia）的概念，又提倡“以民为本，绩效为先”（Rakyat Didahulukan, Pencapaian Diutamakan）的原则，再来是执行“政府转型计划”（GTP）和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
至于民联，也在去年首次举行的民联大会上公布了三党共同拟定的“民联政纲”（Dasar Pakatan Rakyat，可参考http://cn.keadilan.ws/news/321-2009-12-19-05-32-16.html）
国阵提出的各项，固然招致一些人批判换汤不还药，但是国阵治理了国家超过50年，只要让选民看到执行力到，有革新进步，或许就可以得到加分，但是作为国阵替代力量的民联，没有执政中央的经验，政绩就是在执政州属的表现。民联是否提出了明显对比的替代政策、共同纲领？有没有认真地执行提出的政纲？也就成为选民投票前的衡量标准。跳脱“执政中央”的目标，民联是否让选民看到了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作为选民，我们要的是什么？民主、自由、公正、平等？我们该如何在未臻理想的政治品质和促成政党轮替的选择中，取得平衡点，进而完成国家的民主转型？如果我们批判眼前的选择都是烂苹果，不想在两个中选一个，我们是否也扮演了我们的角色，对我们的领袖提出严厉的批评和要求？告诉他们我们21世纪的梦？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可以要什么？
2009年4月24日 星期五
谢谢大家的关心
从4月16日接到正式通知，4月20日起，原本在TV1黄金八点的华语新闻，将会换到TV2非黄金时段的六点半播出后，一直到现在，超过一个星期了，华语新闻最终的命运将会是怎样，没有确定答案。
虽然说新闻时段铁定会再调整，但是究竟是换到几点，众说纷纭。对我来说，只要一天没有正式宣布，别人再怎么说，心都不会踏实。即使有了正式宣布，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在这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我们永远看不到下一刻。
庆幸的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连串事件，加强了我们好几位组员之间的凝聚力。当然要整个组有一致的理念和看法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站在我们阵线的有好几个，大家在许多课题上都有共识，危机时愿意共同进退。
这股坚持的力量对我们的新闻来说，尤其重要。面对外面的私营台竞争，面对内部的人事问题，如果少了点信心和勇气，真的很难继续走下去。但是只要精神存在，那么力量就会生生不息。
虽然我们没有华丽的包装和外表，我们无法畅所欲言，但是，我们诚恳地做好新闻，希望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发挥最大的效益。
虽然我们的观众已经流失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有继续支持我们的观众。我们相信，只要用心、坚持做下去，我们也能得到属于我们的认同。
而在外头的你，也希望永远不要放弃努力。来自您的支持和力量，将让我们走得更远。
共勉之。
虽然说新闻时段铁定会再调整，但是究竟是换到几点，众说纷纭。对我来说，只要一天没有正式宣布，别人再怎么说，心都不会踏实。即使有了正式宣布，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在这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我们永远看不到下一刻。
庆幸的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连串事件，加强了我们好几位组员之间的凝聚力。当然要整个组有一致的理念和看法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站在我们阵线的有好几个，大家在许多课题上都有共识，危机时愿意共同进退。
这股坚持的力量对我们的新闻来说，尤其重要。面对外面的私营台竞争，面对内部的人事问题，如果少了点信心和勇气，真的很难继续走下去。但是只要精神存在，那么力量就会生生不息。
虽然我们没有华丽的包装和外表，我们无法畅所欲言，但是，我们诚恳地做好新闻，希望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发挥最大的效益。
虽然我们的观众已经流失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有继续支持我们的观众。我们相信，只要用心、坚持做下去，我们也能得到属于我们的认同。
而在外头的你，也希望永远不要放弃努力。来自您的支持和力量，将让我们走得更远。
共勉之。
2007年5月11日 星期五
2006年1月14日 星期六
《再思考新闻自由的抗争》
本地新闻媒体刚踏入新的一年，就面临新闻自由的考验。《中国报》因为误植裸蹲女郎的国籍，而被迫拿该报总编辑和执行总编辑来开刀，以换取不被国内安全部吊销夜报出版准证的惩罚。结果，总编辑庄宗南和执行总编辑黄兆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负起全责，引咎辞职，离开《中国报》”。
事件发生后，网上独立媒体和 TV2华语新闻第一时间跟进报道。非政府组织和在野党除了严厉谴责政府揪后算账的做法，也举办烛光集会，抗议政府再次干预新闻运作。然而，这件事除了继续在非主流媒体发酵之外，在主流媒体几乎销声匿迹，许多民众甚至毫不知情。
如果检讨为何《中国报》事件引起的回响不比较早前“哗！FM”停播引发的反弹还要强烈（“哗！FM”停播事件主要牵涉商业决定，《中国报》事件却是政府的施压干预），排除了主流媒体受到政府压力，以及媒体法规箝制等原因之后，新闻自由的抗争是不是走到了瓶颈？抗争的方式是不是应该改变？抗争的坚持是不是在一些人当中产生了异议？都是从事新闻自由抗争以及关心言论自由人士必须再思考的问题。
从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到“哗！FM”停播事件，再到近期的《中国报》事件，民众拉布条、呈备忘录、写评论、点蜡烛……“新闻自由”的口号似乎越来越响，一股强大的力量似乎日益形成，但是言论自由的空间却没有显得比过去更开放。主流媒体的舆论空间日益收窄，退到了新闻从业员人人自卫（危）的年代，争取新闻自由的力量化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和憧憬。
在同行内部，为了个人前途、利益的考量，对新闻自由的抗争方式和意义开始出现了争议。像在《中国报》事件中，有人认为庄黄两人身为总编，辞职力保《中国报》实为应该，独立媒体炒作新闻，反而迫使庄黄两人从原本的调职变成辞职，已经变成一种同行间的迫害；有人则认为新闻编采再次受到干预，公众享有知情权了解事情的真相。
新闻编采人员不但无法就新闻从业员应如何回应不合理的干预和要求取得基本共识，也没有勇气去面对和支持同行间的抗争，有些甚至是甘为官方、政党喉舌，大大抵消了内部动员的力量。
在外部，非政府组织、在野党及来自民间的力量实为协助媒体、新闻从业员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最强而有力的支援和后盾，但是争取新闻自由运动却因为缺乏有效和长期性的规划，以致流于表面，无法对新闻自由现状产生多大的冲击。
首先，媒体教育不足，使到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的概念无法在平民百姓间普及，而只能集中在知识份子群中发酵。尽管“哗！FM”停播事件曾引起热烈讨论，但是却也引发了“粉丝社会还是公民社会”的争议。非政府组织、在野党及民众对于“哗！FM”暂时停播展开热烈的“保台”运动，大力鞭笞政府打压言论自由，但是对于首要媒体有限公司（Media Prima Berhad）收购ntv7，完成私营免无线电视台大一统的举动，以及后来为了整合资源，裁减一半员工，包括许多电视新闻从业员的做法，却没有任何意见。压力集团、民间团体和民众，在新闻自由的抗争上，保持什么心态，有没有出现思考上的盲点，都值得我们深思。
新闻自由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筹码其次，来自非政府组织、在野党，以及民间的各股力量，无法就各自的社会功能和特性取长补短，使到新闻自由运动停滞不前，无法提升到更广阔的层次。像在《中国报》事件中，“独立媒体中心”虽然在第一时间发起烛光集会，但是却因为缺乏宣传以及集会时间一改再改，使到集会最后只有三、四十人出席。
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可以结合在野党扩大动员的力量，让新闻自由运动取事半功倍之效。如何持续性地推动媒体运动，是非政府组织除了发文告谴责，办烛光集会进行抗议之外，必须积极思考的方向。至于在野党，更应该了解“得媒体者得天下”的道理。新闻自由和媒体，往往是政治运动里面最重要的堡垒和筹码。
就在《中国报》高层辞职事件发生的一个星期前，中国北京以敢于直言、挖掘社会问题及提倡政治改革而闻名的《新京报》，也传出总编辑和两名副总编同时被撤职的消息。消息传出后，《新京报》两千多名编辑、记者和员工随即发动罢工，抗议政府打压该报编采方针。结果，在报馆员工强烈反对下，当局同意只撤换总编辑一人，报馆其他人事暂不做调整，成为了中国传媒界罕有的一次大型工潮。从《新京报》事件到《中国报》事件除了庄黄两人离职成定局、国安部对《中国报》的行动表示满意之外，我们是不是还能有更深层的思考？
(刊登于：14/01/2006 《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047.html
事件发生后，网上独立媒体和 TV2华语新闻第一时间跟进报道。非政府组织和在野党除了严厉谴责政府揪后算账的做法，也举办烛光集会，抗议政府再次干预新闻运作。然而，这件事除了继续在非主流媒体发酵之外，在主流媒体几乎销声匿迹，许多民众甚至毫不知情。
如果检讨为何《中国报》事件引起的回响不比较早前“哗！FM”停播引发的反弹还要强烈（“哗！FM”停播事件主要牵涉商业决定，《中国报》事件却是政府的施压干预），排除了主流媒体受到政府压力，以及媒体法规箝制等原因之后，新闻自由的抗争是不是走到了瓶颈？抗争的方式是不是应该改变？抗争的坚持是不是在一些人当中产生了异议？都是从事新闻自由抗争以及关心言论自由人士必须再思考的问题。
从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到“哗！FM”停播事件，再到近期的《中国报》事件，民众拉布条、呈备忘录、写评论、点蜡烛……“新闻自由”的口号似乎越来越响，一股强大的力量似乎日益形成，但是言论自由的空间却没有显得比过去更开放。主流媒体的舆论空间日益收窄，退到了新闻从业员人人自卫（危）的年代，争取新闻自由的力量化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和憧憬。
在同行内部，为了个人前途、利益的考量，对新闻自由的抗争方式和意义开始出现了争议。像在《中国报》事件中，有人认为庄黄两人身为总编，辞职力保《中国报》实为应该，独立媒体炒作新闻，反而迫使庄黄两人从原本的调职变成辞职，已经变成一种同行间的迫害；有人则认为新闻编采再次受到干预，公众享有知情权了解事情的真相。
新闻编采人员不但无法就新闻从业员应如何回应不合理的干预和要求取得基本共识，也没有勇气去面对和支持同行间的抗争，有些甚至是甘为官方、政党喉舌，大大抵消了内部动员的力量。
在外部，非政府组织、在野党及来自民间的力量实为协助媒体、新闻从业员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最强而有力的支援和后盾，但是争取新闻自由运动却因为缺乏有效和长期性的规划，以致流于表面，无法对新闻自由现状产生多大的冲击。
首先，媒体教育不足，使到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的概念无法在平民百姓间普及，而只能集中在知识份子群中发酵。尽管“哗！FM”停播事件曾引起热烈讨论，但是却也引发了“粉丝社会还是公民社会”的争议。非政府组织、在野党及民众对于“哗！FM”暂时停播展开热烈的“保台”运动，大力鞭笞政府打压言论自由，但是对于首要媒体有限公司（Media Prima Berhad）收购ntv7，完成私营免无线电视台大一统的举动，以及后来为了整合资源，裁减一半员工，包括许多电视新闻从业员的做法，却没有任何意见。压力集团、民间团体和民众，在新闻自由的抗争上，保持什么心态，有没有出现思考上的盲点，都值得我们深思。
新闻自由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筹码其次，来自非政府组织、在野党，以及民间的各股力量，无法就各自的社会功能和特性取长补短，使到新闻自由运动停滞不前，无法提升到更广阔的层次。像在《中国报》事件中，“独立媒体中心”虽然在第一时间发起烛光集会，但是却因为缺乏宣传以及集会时间一改再改，使到集会最后只有三、四十人出席。
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可以结合在野党扩大动员的力量，让新闻自由运动取事半功倍之效。如何持续性地推动媒体运动，是非政府组织除了发文告谴责，办烛光集会进行抗议之外，必须积极思考的方向。至于在野党，更应该了解“得媒体者得天下”的道理。新闻自由和媒体，往往是政治运动里面最重要的堡垒和筹码。
就在《中国报》高层辞职事件发生的一个星期前，中国北京以敢于直言、挖掘社会问题及提倡政治改革而闻名的《新京报》，也传出总编辑和两名副总编同时被撤职的消息。消息传出后，《新京报》两千多名编辑、记者和员工随即发动罢工，抗议政府打压该报编采方针。结果，在报馆员工强烈反对下，当局同意只撤换总编辑一人，报馆其他人事暂不做调整，成为了中国传媒界罕有的一次大型工潮。从《新京报》事件到《中国报》事件除了庄黄两人离职成定局、国安部对《中国报》的行动表示满意之外，我们是不是还能有更深层的思考？
(刊登于：14/01/2006 《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047.html
2005年6月20日 星期一
《当传统遇上现代。。。》
还记得小时候住在外婆家，有事没事就喜欢往附近的一间咖啡店里钻，看叔叔阿姨们如何用传统的咖啡袋调制咖啡，如何煮生熟蛋，如何在面包上涂抹加央奶油，为客人蒸（烧）面包。店里头热闹的叫喊声、收音机传来的怀旧老歌、老式风扇因为开得太大而发出的“弗，弗，弗”声，声音无论再大都始终无法打断老公公、老婆婆和朋友们闲话家常或是悠闲看报的兴致。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老的离去之后，年轻的客人越来越少，咖啡店因为抵不过发展的步伐，最终被迫关闭。同时期附近的其他咖啡店，有些因为被征用作为其他发展用途，有些因为抵不过西式咖啡厅的竞争，也都纷纷结束营业。
正当我以为首都一带的传统咖啡店可能会就此没落时，却又发现近年来，不少传统饮食店开始悄悄地开设在购物商场内，像售卖三间庄猪肉丸粉的专卖店，附售咖啡奶茶、生熟蛋、烧面包的餐厅等，纷纷以舒适和别致的装潢，还有现代化的经营模式，出现在民众面前，强攻中产消费者的市场。在回归传统的潮流趋势下，这些饮食店很快地就招徕了许多生意，吸引了各阶层和年龄层的客人。
对于许多距离那遥远年代的现代城市人来说，走入这些店犹如走入时光隧道，吃着里头售卖的传统饮食犹如细嚼岁月的味道，童年的美好回忆又再度被勾起。因此，店里的食物不一定得要好吃，售价不一定得要便宜，客人要的只是一个延续童年回忆的机会。
不过，当咖啡端上来没多久，就因为商场、店里的空调开得太大而迅速变凉；当前来招待的侍者不再是熟悉的脸孔，而是语言不通的外国客工；当店里的空气不再飘着浓浓的人情味，而是一种因为距离和陌生而产生的疏离和孤独，所谓的“传统”还保有原来的味道吗？
现代人都富有，可以为传统披上华丽的现代面纱，但是却忽略了传统不能只有形式，没有灵魂。当传统变得可以用金钱购买，而不再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去保护，所谓的复兴传统，精神在哪里？
（刊登于：20/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老的离去之后，年轻的客人越来越少，咖啡店因为抵不过发展的步伐，最终被迫关闭。同时期附近的其他咖啡店，有些因为被征用作为其他发展用途，有些因为抵不过西式咖啡厅的竞争，也都纷纷结束营业。
正当我以为首都一带的传统咖啡店可能会就此没落时，却又发现近年来，不少传统饮食店开始悄悄地开设在购物商场内，像售卖三间庄猪肉丸粉的专卖店，附售咖啡奶茶、生熟蛋、烧面包的餐厅等，纷纷以舒适和别致的装潢，还有现代化的经营模式，出现在民众面前，强攻中产消费者的市场。在回归传统的潮流趋势下，这些饮食店很快地就招徕了许多生意，吸引了各阶层和年龄层的客人。
对于许多距离那遥远年代的现代城市人来说，走入这些店犹如走入时光隧道，吃着里头售卖的传统饮食犹如细嚼岁月的味道，童年的美好回忆又再度被勾起。因此，店里的食物不一定得要好吃，售价不一定得要便宜，客人要的只是一个延续童年回忆的机会。
不过，当咖啡端上来没多久，就因为商场、店里的空调开得太大而迅速变凉；当前来招待的侍者不再是熟悉的脸孔，而是语言不通的外国客工；当店里的空气不再飘着浓浓的人情味，而是一种因为距离和陌生而产生的疏离和孤独，所谓的“传统”还保有原来的味道吗？
现代人都富有，可以为传统披上华丽的现代面纱，但是却忽略了传统不能只有形式，没有灵魂。当传统变得可以用金钱购买，而不再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去保护，所谓的复兴传统，精神在哪里？
（刊登于：20/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2005年6月11日 星期六
《谁的公共政策？》
政府最近提出的多项建议，如推行公务员工作五天制，重新发出生活津贴给公务员等，都在坊间引起不小的反弹。许多民众担心，这些政策实施之后，将会进一步减低国内的公共服务素质和办事效率，进而削弱我国的竞争能力。一些民众通过报章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政府在落实这些涉及全民利益的公共政策之前能够三思。而政府除了表示将仔细研究这些建议，也承诺会遵循民意，确保新政策不会对民众带来困扰。
政府的这番论调就像大部分的民主国家政府一样，强调了政策的制定会以多数民意为依归，尊重大部分民众的偏好。然而，究竟谁代表了民意？是菁英专家的意见还是民众的意见？是即得利益集团的意见还是被剥削者的意见？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没有民众的参与？民众可以通过什么管道参与？民众的声音在政策制定和抉择的过程中占了多少的比例？等问题却是长久以来，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不为人知，也是最受到忽略的一点。
像政府提出的公务员工作五天制，为公务员提供生活津贴等建议，当中牵涉到国家资源的分配，纳税人的利益，以及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但是有关建议在公布之前，却是不曾看到有让民众参与公开辩论的机会。
一方面，政治人物不断把“民意”两字挂在嘴上，用它来作为合理化、正当化其施政或政策主张的依据，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涉及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从意见的提出到决策的过程却忽略大众的意见，甚至是呈现不透明的作业方式，试问又如何能制定让全民信服的政策？少了大众参与的政策，不禁令人怀疑有关政策究竟是为了满足谁的所需？
专门研究公共政策、公共行政以及政府预算的台湾学者，余致力在其著作《民意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就曾经提及，满足“民之所欲”(public opinion)是政府的天职。民意不但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也是检验政府施政绩效良莠至高无上的唯一标准。而政府在分析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除了要设法满足“民之所欲”之外，也必须考量“民之所益”(public interest)以及“民之所义”(public justice)，因为“想要的事”不一定等于“有利的事”或“该做的事”。以此看回我国，我们应当思考，种种政策到底反映了多少民众的渴求、利益和社会公义。
（刊登于：11/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政府的这番论调就像大部分的民主国家政府一样，强调了政策的制定会以多数民意为依归，尊重大部分民众的偏好。然而，究竟谁代表了民意？是菁英专家的意见还是民众的意见？是即得利益集团的意见还是被剥削者的意见？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没有民众的参与？民众可以通过什么管道参与？民众的声音在政策制定和抉择的过程中占了多少的比例？等问题却是长久以来，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不为人知，也是最受到忽略的一点。
像政府提出的公务员工作五天制，为公务员提供生活津贴等建议，当中牵涉到国家资源的分配，纳税人的利益，以及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但是有关建议在公布之前，却是不曾看到有让民众参与公开辩论的机会。
一方面，政治人物不断把“民意”两字挂在嘴上，用它来作为合理化、正当化其施政或政策主张的依据，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涉及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从意见的提出到决策的过程却忽略大众的意见，甚至是呈现不透明的作业方式，试问又如何能制定让全民信服的政策？少了大众参与的政策，不禁令人怀疑有关政策究竟是为了满足谁的所需？
专门研究公共政策、公共行政以及政府预算的台湾学者，余致力在其著作《民意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就曾经提及，满足“民之所欲”(public opinion)是政府的天职。民意不但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也是检验政府施政绩效良莠至高无上的唯一标准。而政府在分析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除了要设法满足“民之所欲”之外，也必须考量“民之所益”(public interest)以及“民之所义”(public justice)，因为“想要的事”不一定等于“有利的事”或“该做的事”。以此看回我国，我们应当思考，种种政策到底反映了多少民众的渴求、利益和社会公义。
（刊登于：11/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2005年6月3日 星期五
《再循环计划带来的省思》
前阵子到台湾一趟，才发现原来从今年4月1号开始，台湾已经正式实施垃圾强制分类措施。只要民众或垃圾清洁公司没有把垃圾分类成不可再循环的橱余，以及可以再循环的铝罐、玻璃瓶、纸张等，被逮到就要当场罚款。另外，当局还计划从今年9月1号开始，全面限用市面上用来装生鲜的保丽龙托盘、透明塑胶蛋盒以及装面包糕饼的塑胶盒等三种不能分解的塑胶容器，改为以生物可分解的可塑性材质PLA（聚乳酸）容器作为替代品，以减少环境污染。
尽管早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听说：台湾很注重环保意识，但是待亲眼见识，我才真的打从心里感到佩服。不管是走在台湾的街道上或是捷运站，民众除了可以看到一般的再循环物品回收桶之外，还有许多注明了“可回收”以及“不可回收”的垃圾桶，让民众总是可以在丢垃圾前，“想好好才丢”。而一般商店无论大小也不提供购物塑料袋，而改为提供可以再循环使用的纸袋（paper bag），或是要求民众额外付钱购买塑料袋，或是自行携带购物袋，以减少使用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物品。
反观在马来西亚，我国国人每天都制造超过1万5, 00吨的垃圾，全国的垃圾土埋场已经超过200个。在这些被丢弃的垃圾中，其实包含了许多能够再循环使用的物品，但是却有70％都被送往垃圾土埋场。根据统计，在阿南弗拉回收的再循环物品中，有超过一半的再循环物品就来自垃圾土埋场。
我国的再循环运动从2001年开始推行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效。根据政府的说法，这是因为国人的思维还没有改变，而不是计划失败，还表示要全面提高国人对再循环运动的醒觉，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
无论如何，如果民众有再循环的醒觉，但是却没有身体力行，这其实牵涉到政府所推行的再循环计划是否周全，而如果民众对于环保是被动的，政府就不应该期待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省，会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甚至每星期抽时间把分类的垃圾送到再循环物品回收中心。
政府如果真的想要在垃圾处理和环保的工作上看到成果，就必须落实更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的政策，而不应该天真地以为只要发出几项呼吁，张贴几张海报，或是在电视节目和新闻环节播放一些广告，就能改善现有的问题。
许多民众常常在收集了再循环物品后，都面对住宅附近没有再循环桶或是再循环中心的问题。一些民众则是在把再循环物品拿到再循环中心或是再循环桶时，却发现再循环桶成了垃圾桶、再循环中心成了垃圾站，垃圾堆积如山，没人清理。类似再循环桶不足够，再循环中心设立在偏远地区，设施被滥用、无人打理的情况，都是计划中不应该发生的问题。
政府的有关部门除了必须认真检讨现有的再循环计划之外，还必须确保实际推行方面，属下官员或各部门能够好好地推动舆配合相关的计划，否则缺乏有效的政策，就算民众想要作出配合，也只会事倍功半。像前阵子，天然资源及环境部发表言论，表示政府无意禁止国人使用塑胶制产品，原因是这项产品可以在使用上带来方便，不由得政府发出禁用的指示。政府明知道塑胶制产品会对环境带来问题，却没有发出适当呼吁，要求民众减少使用有关产品，或是鼓励民众以纸盒包装或是纸制盒作为替代品，就让人感觉政府在推行环保的工作上欠缺诚意，自相矛盾。
愈文明的国家，资源回收的比例愈高。政府其实大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所推行的环保政策。像台湾环保署所推行的垃圾强制分类措施，处罚并不是主要的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宣导以及稽查促使民众养成资源回收的习惯，从源头减少垃圾量，资源循环再利用。
多管齐下的政策，不只是要建立全民共识，更重要的是希望环保能成为民众的生活习惯。我国每年花费数十亿零吉从外国进口再循环制成品，当民众丢弃这些再循环物品时，又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处理这些垃圾，劳民伤财之余，其实也在一步步地蚕食美丽的大自然。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提升本身的能力，来解决所有对环境带来影响的问题，就应该从这一刻开始，认真地思考并提出有助于推动国内环保的措施。
在台湾的街道或商场，虽然有不少再循环回收桶，但是却很少垃圾桶，因为政府不鼓励民众制造垃圾，不过台湾尤其台北市的干净程度却不赖，而马来西亚虽然处处是垃圾桶，但街道和市容却不见得很干净，这个讽刺的对比，总应该反映了一些什么吧？
（刊登于：03/06/2005 - 04/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尽管早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听说：台湾很注重环保意识，但是待亲眼见识，我才真的打从心里感到佩服。不管是走在台湾的街道上或是捷运站，民众除了可以看到一般的再循环物品回收桶之外，还有许多注明了“可回收”以及“不可回收”的垃圾桶，让民众总是可以在丢垃圾前，“想好好才丢”。而一般商店无论大小也不提供购物塑料袋，而改为提供可以再循环使用的纸袋（paper bag），或是要求民众额外付钱购买塑料袋，或是自行携带购物袋，以减少使用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物品。
反观在马来西亚，我国国人每天都制造超过1万5, 00吨的垃圾，全国的垃圾土埋场已经超过200个。在这些被丢弃的垃圾中，其实包含了许多能够再循环使用的物品，但是却有70％都被送往垃圾土埋场。根据统计，在阿南弗拉回收的再循环物品中，有超过一半的再循环物品就来自垃圾土埋场。
我国的再循环运动从2001年开始推行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效。根据政府的说法，这是因为国人的思维还没有改变，而不是计划失败，还表示要全面提高国人对再循环运动的醒觉，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
无论如何，如果民众有再循环的醒觉，但是却没有身体力行，这其实牵涉到政府所推行的再循环计划是否周全，而如果民众对于环保是被动的，政府就不应该期待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省，会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甚至每星期抽时间把分类的垃圾送到再循环物品回收中心。
政府如果真的想要在垃圾处理和环保的工作上看到成果，就必须落实更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的政策，而不应该天真地以为只要发出几项呼吁，张贴几张海报，或是在电视节目和新闻环节播放一些广告，就能改善现有的问题。
许多民众常常在收集了再循环物品后，都面对住宅附近没有再循环桶或是再循环中心的问题。一些民众则是在把再循环物品拿到再循环中心或是再循环桶时，却发现再循环桶成了垃圾桶、再循环中心成了垃圾站，垃圾堆积如山，没人清理。类似再循环桶不足够，再循环中心设立在偏远地区，设施被滥用、无人打理的情况，都是计划中不应该发生的问题。
政府的有关部门除了必须认真检讨现有的再循环计划之外，还必须确保实际推行方面，属下官员或各部门能够好好地推动舆配合相关的计划，否则缺乏有效的政策，就算民众想要作出配合，也只会事倍功半。像前阵子，天然资源及环境部发表言论，表示政府无意禁止国人使用塑胶制产品，原因是这项产品可以在使用上带来方便，不由得政府发出禁用的指示。政府明知道塑胶制产品会对环境带来问题，却没有发出适当呼吁，要求民众减少使用有关产品，或是鼓励民众以纸盒包装或是纸制盒作为替代品，就让人感觉政府在推行环保的工作上欠缺诚意，自相矛盾。
愈文明的国家，资源回收的比例愈高。政府其实大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所推行的环保政策。像台湾环保署所推行的垃圾强制分类措施，处罚并不是主要的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宣导以及稽查促使民众养成资源回收的习惯，从源头减少垃圾量，资源循环再利用。
多管齐下的政策，不只是要建立全民共识，更重要的是希望环保能成为民众的生活习惯。我国每年花费数十亿零吉从外国进口再循环制成品，当民众丢弃这些再循环物品时，又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处理这些垃圾，劳民伤财之余，其实也在一步步地蚕食美丽的大自然。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提升本身的能力，来解决所有对环境带来影响的问题，就应该从这一刻开始，认真地思考并提出有助于推动国内环保的措施。
在台湾的街道或商场，虽然有不少再循环回收桶，但是却很少垃圾桶，因为政府不鼓励民众制造垃圾，不过台湾尤其台北市的干净程度却不赖，而马来西亚虽然处处是垃圾桶，但街道和市容却不见得很干净，这个讽刺的对比，总应该反映了一些什么吧？
（刊登于：03/06/2005 - 04/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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