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小时候住在外婆家，有事没事就喜欢往附近的一间咖啡店里钻，看叔叔阿姨们如何用传统的咖啡袋调制咖啡，如何煮生熟蛋，如何在面包上涂抹加央奶油，为客人蒸（烧）面包。店里头热闹的叫喊声、收音机传来的怀旧老歌、老式风扇因为开得太大而发出的“弗，弗，弗”声，声音无论再大都始终无法打断老公公、老婆婆和朋友们闲话家常或是悠闲看报的兴致。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老的离去之后，年轻的客人越来越少，咖啡店因为抵不过发展的步伐，最终被迫关闭。同时期附近的其他咖啡店，有些因为被征用作为其他发展用途，有些因为抵不过西式咖啡厅的竞争，也都纷纷结束营业。
正当我以为首都一带的传统咖啡店可能会就此没落时，却又发现近年来，不少传统饮食店开始悄悄地开设在购物商场内，像售卖三间庄猪肉丸粉的专卖店，附售咖啡奶茶、生熟蛋、烧面包的餐厅等，纷纷以舒适和别致的装潢，还有现代化的经营模式，出现在民众面前，强攻中产消费者的市场。在回归传统的潮流趋势下，这些饮食店很快地就招徕了许多生意，吸引了各阶层和年龄层的客人。
对于许多距离那遥远年代的现代城市人来说，走入这些店犹如走入时光隧道，吃着里头售卖的传统饮食犹如细嚼岁月的味道，童年的美好回忆又再度被勾起。因此，店里的食物不一定得要好吃，售价不一定得要便宜，客人要的只是一个延续童年回忆的机会。
不过，当咖啡端上来没多久，就因为商场、店里的空调开得太大而迅速变凉；当前来招待的侍者不再是熟悉的脸孔，而是语言不通的外国客工；当店里的空气不再飘着浓浓的人情味，而是一种因为距离和陌生而产生的疏离和孤独，所谓的“传统”还保有原来的味道吗？
现代人都富有，可以为传统披上华丽的现代面纱，但是却忽略了传统不能只有形式，没有灵魂。当传统变得可以用金钱购买，而不再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去保护，所谓的复兴传统，精神在哪里？
（刊登于：20/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2005年6月20日星期一
2005年6月11日星期六
《谁的公共政策？》
政府最近提出的多项建议，如推行公务员工作五天制，重新发出生活津贴给公务员等，都在坊间引起不小的反弹。许多民众担心，这些政策实施之后，将会进一步减低国内的公共服务素质和办事效率，进而削弱我国的竞争能力。一些民众通过报章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政府在落实这些涉及全民利益的公共政策之前能够三思。而政府除了表示将仔细研究这些建议，也承诺会遵循民意，确保新政策不会对民众带来困扰。
政府的这番论调就像大部分的民主国家政府一样，强调了政策的制定会以多数民意为依归，尊重大部分民众的偏好。然而，究竟谁代表了民意？是菁英专家的意见还是民众的意见？是即得利益集团的意见还是被剥削者的意见？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没有民众的参与？民众可以通过什么管道参与？民众的声音在政策制定和抉择的过程中占了多少的比例？等问题却是长久以来，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不为人知，也是最受到忽略的一点。
像政府提出的公务员工作五天制，为公务员提供生活津贴等建议，当中牵涉到国家资源的分配，纳税人的利益，以及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但是有关建议在公布之前，却是不曾看到有让民众参与公开辩论的机会。
一方面，政治人物不断把“民意”两字挂在嘴上，用它来作为合理化、正当化其施政或政策主张的依据，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涉及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从意见的提出到决策的过程却忽略大众的意见，甚至是呈现不透明的作业方式，试问又如何能制定让全民信服的政策？少了大众参与的政策，不禁令人怀疑有关政策究竟是为了满足谁的所需？
专门研究公共政策、公共行政以及政府预算的台湾学者，余致力在其著作《民意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就曾经提及，满足“民之所欲”(public opinion)是政府的天职。民意不但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也是检验政府施政绩效良莠至高无上的唯一标准。而政府在分析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除了要设法满足“民之所欲”之外，也必须考量“民之所益”(public interest)以及“民之所义”(public justice)，因为“想要的事”不一定等于“有利的事”或“该做的事”。以此看回我国，我们应当思考，种种政策到底反映了多少民众的渴求、利益和社会公义。
（刊登于：11/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政府的这番论调就像大部分的民主国家政府一样，强调了政策的制定会以多数民意为依归，尊重大部分民众的偏好。然而，究竟谁代表了民意？是菁英专家的意见还是民众的意见？是即得利益集团的意见还是被剥削者的意见？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没有民众的参与？民众可以通过什么管道参与？民众的声音在政策制定和抉择的过程中占了多少的比例？等问题却是长久以来，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不为人知，也是最受到忽略的一点。
像政府提出的公务员工作五天制，为公务员提供生活津贴等建议，当中牵涉到国家资源的分配，纳税人的利益，以及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但是有关建议在公布之前，却是不曾看到有让民众参与公开辩论的机会。
一方面，政治人物不断把“民意”两字挂在嘴上，用它来作为合理化、正当化其施政或政策主张的依据，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涉及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从意见的提出到决策的过程却忽略大众的意见，甚至是呈现不透明的作业方式，试问又如何能制定让全民信服的政策？少了大众参与的政策，不禁令人怀疑有关政策究竟是为了满足谁的所需？
专门研究公共政策、公共行政以及政府预算的台湾学者，余致力在其著作《民意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就曾经提及，满足“民之所欲”(public opinion)是政府的天职。民意不但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也是检验政府施政绩效良莠至高无上的唯一标准。而政府在分析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除了要设法满足“民之所欲”之外，也必须考量“民之所益”(public interest)以及“民之所义”(public justice)，因为“想要的事”不一定等于“有利的事”或“该做的事”。以此看回我国，我们应当思考，种种政策到底反映了多少民众的渴求、利益和社会公义。
（刊登于：11/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2005年6月3日星期五
《再循环计划带来的省思》
前阵子到台湾一趟，才发现原来从今年4月1号开始，台湾已经正式实施垃圾强制分类措施。只要民众或垃圾清洁公司没有把垃圾分类成不可再循环的橱余，以及可以再循环的铝罐、玻璃瓶、纸张等，被逮到就要当场罚款。另外，当局还计划从今年9月1号开始，全面限用市面上用来装生鲜的保丽龙托盘、透明塑胶蛋盒以及装面包糕饼的塑胶盒等三种不能分解的塑胶容器，改为以生物可分解的可塑性材质PLA（聚乳酸）容器作为替代品，以减少环境污染。
尽管早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听说：台湾很注重环保意识，但是待亲眼见识，我才真的打从心里感到佩服。不管是走在台湾的街道上或是捷运站，民众除了可以看到一般的再循环物品回收桶之外，还有许多注明了“可回收”以及“不可回收”的垃圾桶，让民众总是可以在丢垃圾前，“想好好才丢”。而一般商店无论大小也不提供购物塑料袋，而改为提供可以再循环使用的纸袋（paper bag），或是要求民众额外付钱购买塑料袋，或是自行携带购物袋，以减少使用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物品。
反观在马来西亚，我国国人每天都制造超过1万5, 00吨的垃圾，全国的垃圾土埋场已经超过200个。在这些被丢弃的垃圾中，其实包含了许多能够再循环使用的物品，但是却有70％都被送往垃圾土埋场。根据统计，在阿南弗拉回收的再循环物品中，有超过一半的再循环物品就来自垃圾土埋场。
我国的再循环运动从2001年开始推行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效。根据政府的说法，这是因为国人的思维还没有改变，而不是计划失败，还表示要全面提高国人对再循环运动的醒觉，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
无论如何，如果民众有再循环的醒觉，但是却没有身体力行，这其实牵涉到政府所推行的再循环计划是否周全，而如果民众对于环保是被动的，政府就不应该期待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省，会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甚至每星期抽时间把分类的垃圾送到再循环物品回收中心。
政府如果真的想要在垃圾处理和环保的工作上看到成果，就必须落实更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的政策，而不应该天真地以为只要发出几项呼吁，张贴几张海报，或是在电视节目和新闻环节播放一些广告，就能改善现有的问题。
许多民众常常在收集了再循环物品后，都面对住宅附近没有再循环桶或是再循环中心的问题。一些民众则是在把再循环物品拿到再循环中心或是再循环桶时，却发现再循环桶成了垃圾桶、再循环中心成了垃圾站，垃圾堆积如山，没人清理。类似再循环桶不足够，再循环中心设立在偏远地区，设施被滥用、无人打理的情况，都是计划中不应该发生的问题。
政府的有关部门除了必须认真检讨现有的再循环计划之外，还必须确保实际推行方面，属下官员或各部门能够好好地推动舆配合相关的计划，否则缺乏有效的政策，就算民众想要作出配合，也只会事倍功半。像前阵子，天然资源及环境部发表言论，表示政府无意禁止国人使用塑胶制产品，原因是这项产品可以在使用上带来方便，不由得政府发出禁用的指示。政府明知道塑胶制产品会对环境带来问题，却没有发出适当呼吁，要求民众减少使用有关产品，或是鼓励民众以纸盒包装或是纸制盒作为替代品，就让人感觉政府在推行环保的工作上欠缺诚意，自相矛盾。
愈文明的国家，资源回收的比例愈高。政府其实大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所推行的环保政策。像台湾环保署所推行的垃圾强制分类措施，处罚并不是主要的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宣导以及稽查促使民众养成资源回收的习惯，从源头减少垃圾量，资源循环再利用。
多管齐下的政策，不只是要建立全民共识，更重要的是希望环保能成为民众的生活习惯。我国每年花费数十亿零吉从外国进口再循环制成品，当民众丢弃这些再循环物品时，又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处理这些垃圾，劳民伤财之余，其实也在一步步地蚕食美丽的大自然。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提升本身的能力，来解决所有对环境带来影响的问题，就应该从这一刻开始，认真地思考并提出有助于推动国内环保的措施。
在台湾的街道或商场，虽然有不少再循环回收桶，但是却很少垃圾桶，因为政府不鼓励民众制造垃圾，不过台湾尤其台北市的干净程度却不赖，而马来西亚虽然处处是垃圾桶，但街道和市容却不见得很干净，这个讽刺的对比，总应该反映了一些什么吧？
（刊登于：03/06/2005 - 04/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尽管早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听说：台湾很注重环保意识，但是待亲眼见识，我才真的打从心里感到佩服。不管是走在台湾的街道上或是捷运站，民众除了可以看到一般的再循环物品回收桶之外，还有许多注明了“可回收”以及“不可回收”的垃圾桶，让民众总是可以在丢垃圾前，“想好好才丢”。而一般商店无论大小也不提供购物塑料袋，而改为提供可以再循环使用的纸袋（paper bag），或是要求民众额外付钱购买塑料袋，或是自行携带购物袋，以减少使用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物品。
反观在马来西亚，我国国人每天都制造超过1万5, 00吨的垃圾，全国的垃圾土埋场已经超过200个。在这些被丢弃的垃圾中，其实包含了许多能够再循环使用的物品，但是却有70％都被送往垃圾土埋场。根据统计，在阿南弗拉回收的再循环物品中，有超过一半的再循环物品就来自垃圾土埋场。
我国的再循环运动从2001年开始推行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效。根据政府的说法，这是因为国人的思维还没有改变，而不是计划失败，还表示要全面提高国人对再循环运动的醒觉，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
无论如何，如果民众有再循环的醒觉，但是却没有身体力行，这其实牵涉到政府所推行的再循环计划是否周全，而如果民众对于环保是被动的，政府就不应该期待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省，会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甚至每星期抽时间把分类的垃圾送到再循环物品回收中心。
政府如果真的想要在垃圾处理和环保的工作上看到成果，就必须落实更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的政策，而不应该天真地以为只要发出几项呼吁，张贴几张海报，或是在电视节目和新闻环节播放一些广告，就能改善现有的问题。
许多民众常常在收集了再循环物品后，都面对住宅附近没有再循环桶或是再循环中心的问题。一些民众则是在把再循环物品拿到再循环中心或是再循环桶时，却发现再循环桶成了垃圾桶、再循环中心成了垃圾站，垃圾堆积如山，没人清理。类似再循环桶不足够，再循环中心设立在偏远地区，设施被滥用、无人打理的情况，都是计划中不应该发生的问题。
政府的有关部门除了必须认真检讨现有的再循环计划之外，还必须确保实际推行方面，属下官员或各部门能够好好地推动舆配合相关的计划，否则缺乏有效的政策，就算民众想要作出配合，也只会事倍功半。像前阵子，天然资源及环境部发表言论，表示政府无意禁止国人使用塑胶制产品，原因是这项产品可以在使用上带来方便，不由得政府发出禁用的指示。政府明知道塑胶制产品会对环境带来问题，却没有发出适当呼吁，要求民众减少使用有关产品，或是鼓励民众以纸盒包装或是纸制盒作为替代品，就让人感觉政府在推行环保的工作上欠缺诚意，自相矛盾。
愈文明的国家，资源回收的比例愈高。政府其实大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所推行的环保政策。像台湾环保署所推行的垃圾强制分类措施，处罚并不是主要的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宣导以及稽查促使民众养成资源回收的习惯，从源头减少垃圾量，资源循环再利用。
多管齐下的政策，不只是要建立全民共识，更重要的是希望环保能成为民众的生活习惯。我国每年花费数十亿零吉从外国进口再循环制成品，当民众丢弃这些再循环物品时，又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处理这些垃圾，劳民伤财之余，其实也在一步步地蚕食美丽的大自然。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提升本身的能力，来解决所有对环境带来影响的问题，就应该从这一刻开始，认真地思考并提出有助于推动国内环保的措施。
在台湾的街道或商场，虽然有不少再循环回收桶，但是却很少垃圾桶，因为政府不鼓励民众制造垃圾，不过台湾尤其台北市的干净程度却不赖，而马来西亚虽然处处是垃圾桶，但街道和市容却不见得很干净，这个讽刺的对比，总应该反映了一些什么吧？
（刊登于：03/06/2005 - 04/06/2005 《东方日报》／名家版《胡榭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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