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新闻：赤裸的失范》

还记得多年前，俄罗斯某电视台新闻节目为了刺激收视率，开创先河，大胆采用裸女播报新闻。事件发生后，虽然一度引起媒体界的关注和舆论，但是“裸体新闻”的新风潮从那时起就没有再褪去，甚至在世界各地的电视新闻作业中悄悄起了革命性的冲击。最近随着加拿大Naked News（原本是网上新闻，“主播们”一面播报一面脱衣，直到赤裸为止，因大受欢迎继而制作电视新闻的版本）有意在开拓北美市场后，进一步进军欧洲市场，电视新闻的影像震憾之优势，竟然被如此滥用，实在值得关心媒体运作的人深思。

新闻并不是情色或色情事业，用赤裸肉体来吸引观众，已经彻底的扭曲了新闻工作探索真相、监督平衡的本质。一个卖弄色情而非重视内容的新闻节目和工作小组，还能被期望具有多少的媒体操守和新闻道德？事实上，自甘舍弃媒体的使命，而以裸体主播来留住人们视线的做法，已使到新闻和情色杂志没有分别，对社会来说，无疑是媒体失范的一次赤裸裸体现。

媒体一直以来都试图在新闻收视率和新闻道德之间取得平衡。但是从近年的璩美凤光碟事件，到狗仔队翻找明星丢弃的垃圾，以取得新闻线索，再到裸体新闻，我们却可以看到新闻机构在面对收视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可以为了取得高收视而舍弃新闻道德的例子。

即使不谈媒体操守那么伟大的层面，裸体主播也侮辱了“主播”的价值。在西方国家，能够当上电视新闻主播的人选，都具备丰富的知识和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因为他们除了面对镜头，也必须处理编采工作，甚至主导新闻的取向和呈现，有内涵的主播有时就是新闻有深度的保证；外貌和年龄根本不是重点，所以我们会看到，著名如CNN的主播，也不见得是俊男美女。

可是所谓的裸体主播，主播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播的价值堕落、简化到了只是一具又一具的肉体，今天即使A裸体主播离开了，明天只要推出另一个同样甚至更加波涛汹涌、玲珑浮突的B主播，收视率说不定还会更胜从前，观众也绝对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

除了扭曲新闻本质，赤裸主播也是男权中心社会的一种产品，原本端庄得体、谈论国家大事的主播，如今诱人的轻褪罗衣，无疑满足了一些男人的性幻想；这种遐想方式，可说是和一些色情影片用女护士来做主角，让形象专业、纯情的护士“展露”淫荡的一面，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Naked News从网络启播到进军电视新闻界，显示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如果西方的电视新闻从斗快、斗独家、斗内幕、斗深度，演变到未来因为裸体旋风的威胁而斗卖弄肉体，那将是新闻机构和观众的悲哀。

（刊登于：18/11/2004 《东方日报》／争鸣版-我见我思）

《最好舆最坏的时代-- 从安华获释谈起》

阅读安华获释之后的评论文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一是认为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寄望安华浴火重生，扮演在野党甚至是大马民主进程的摩西，其二是觉得安华的影响力已不复当年，难以再掀起滔天巨浪。

有人会为安华获释而热血沸腾，有人持保留态度或冷眼旁观，我个人则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当然，对于一个因为在前朝权力漩涡中失利，而饱受政治性牢狱之灾的人来说，重获自由自然值得庆贺；但对于公正党和潜在的烈火莫熄运动，乃至在野党阵线整体而言，今后又会面对怎样的“政府开明、司法偏差已被纠正”等等政治氛围的挑战？

撇开媒体被掌控而影响人民的判断不谈，在野党最弱的，是在论述上的匮乏，以及将论述具体化为人人都懂、人人都觉得有切身关系的愿景，例如国阵的2020宏愿，就是简单而有力的糖果。

相较之下，在野党在这些年来虽然提出了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等诉求，但是由于国内民主政治环境不成熟，普通百姓更在乎眼前的切身利益，因此始终无法让相关诉求在民间激起太大的回响。直到安华事件发生以后，才让民主、人权、司法被践踏有了一个具体的投影，让人看清楚我们的“民主”在权力膨胀的巨掌底下，是多么的不值一提。

一直以来，‘争取安华释放’都被在野党，特别是人民公正党视为抗衡国阵政府中最不可或缺，也是最强而有力的一项政治议题（甚至被误解为公正党的唯一议题）。但是随着执政权力的更替，国阵政府在阿都拉的领导下，就不断努力向民众展现想要修复过去种种最为引人垢病的弊端的诚意和努力，相继提出‘肃贪’、‘清廉’、‘亲民’、‘听真话’等的政治承诺。姑且不论这些承诺是否已经兑现，但是新首相的领导作风，已经普遍赢得了民众的赞许和信任。

如今再加上安华获得释放，连带过去缠绕国阵政府的‘干预司法运作’的说词也被推翻。在‘司法迈向独立’、‘开明的国阵政府’、‘最坏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的伤口终将愈合’等声浪此起彼落中，无论是对于安华还是公正党来说，今天的挑战甚至比1998年的时候来得更严峻。
面对执政集团操控议题的手法日趋细腻化以及制度化，在野党要突破国阵政府的美好光环，已经不是一件易事。在两者势力日益悬殊、财力、人力资源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在野党必须更认真思考，如何有效掌握和论述议题，营造有利于自己的空间。如果相信单凭安华的政治魅力和能力，就能带领在野党走出困境，未免过于乐观。

事实上，阿都拉日前公开表示无意让安华重返巫统，正显示了无惧于安华在野的可能威胁，以及对于国阵形象目前近乎无懈可击的信心。安华重享海阔天空之后，等在他个人和公正党前面的，是最好还是最坏的时代？那将决定于公正党的未来发展能不能随着安华获释而注入新的生机、重新整合再出发，乃至启动原有的精神。

（刊登于：23/09/2004 《东方日报》／争鸣版-世局观察）

《对提升新闻素质之浅见》

前几天观看某台电视新闻。该新闻在报导有关民主党四年一度代表大会第一晚的情形时，以“。。。克林顿和他有名的恶老婆希拉莉。。。”交代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莉为民主党候选人凯利站台，听了让人无法苟同，也怀疑记者的专业素养。另外较早前阅读报章，斗大的封面标题写着“70％猪肉含长肉剂”，叫人看了担忧，不过仔细再看内容，却是“卫生部的抽样调查中，显示70％猪肉含长肉剂”，两者的分别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这之前，某报主笔竟然在评论里面，把美英两国的著名杂志书和报章，《纽约客》和《卫报》形容为小报，所犯的错误同样令人叹息。虽然上述的例子并不代表整体的新闻素质，但是它不多不少也反映了，我国华文新闻的素质，显然还有进步的空间。

我国华语新闻行业近几年来出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从过去只有报章媒体，第五台和TV2华语新闻到现在有NTV7、8TV、ASTRO AEC华语新闻和《东方日报》，新闻业的发展不仅让国内华社的选择比以往更多，也让新闻事业逐渐崛起成为新兴的热门行业，选修大众传播科系的学生更是激增。然而，新闻传播机构数量的增加，不一定代表新闻素质的提升。当中的原因与本地新闻学院的素质、新闻机构的运作方式、还有新闻从业员本身对于自我的要求和对新闻的认知息息相关。

纵观国内提供大众传播科系的学院，有不少都是以小规模方式经营，在师资、器材方面严重不足。他们因为资源有限，只能聘请兼职讲师，或是无法提供设备完善的学习环境，对学生的素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在课程的设计上，本地的学院大部分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一般都把训练重点放在书写新闻和翻译新闻，着重于应用技巧(applications)多于理论思考(analytical thinking)。学院往往在课程设计上无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相互平衡，更忽略了新闻系学生须对政经文教领域拥有基本知识，导致许多新闻系毕业生出来工作后不仅面对基本常识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在不知觉间成了传声筒，忽略了新闻从业员原本应肩负深入报导、启发舆论的角色与社会责任。

至于新闻机构，不管是对待新闻的态度，处理新闻的手法，还是对属下员工的要求，都会影响新闻素质。

大部分的新闻机构在录取应征者时除了会有面试，也会要求应征者参加笔试，测验应征者写新闻或是翻译新闻的能力，有些则还会准备填充式的常识问题。然而这些都是比较基本与表面的要求，无法深入反映应征者的内在素质，例如对时事的分析观点甚至批判能力、对媒体与社会的看法等等。既然新闻从业员必须对新闻事物保持清醒与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新闻机构在录取应征者时则更应该关注这点。

与此同时，若要提升新闻素质，新闻机构有必要改善现有的员工待遇、培训和福利制度。
众所周知，我国新闻从业员的福利和待遇比起其他的专业职业，是比较低的。这当中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媒体机构不像其他的营利机构，以金钱为导向，但是由于新闻从业员的工作繁重而且复杂，每一则新闻的生产，从前往采访到最后编写出新闻，往往需要几个小时；一些电视新闻记者，更须兼顾影像编辑和播报的工作。即使在放工后或是休假时，新闻工作者依然需要跟进新闻的发展，所以，工作可说是无时无刻，但是福利和待遇却是不符。许多新闻从业员往往就因为薪水无法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费，而选择另谋高就。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新闻机构不仅无法留住现有的人才，更别说要吸引更多人才加入。

新闻从业员是属于专业的职业，他们在社会内不仅扮演上传下达的角色，为各阶级人士提供资讯，更是公共监督者(public watchdog)，因此应享有同其他专业领域一样的福利和待遇。然而纵观国内的新闻机构，却是更倾向于关心新闻从业员到底有没有挖掘到新闻，员工一天能跑多少个采访工作，新闻能不能更快完成。新闻机构对于新闻数量与速度的重视，往往更甚于新闻的素质，这样的情况在有出版夜报和有电视新闻的新闻机构尤其明显。记者常常就为了求快，而制造了很多错误。

新闻从业员就是新闻机构的人力资源，如果新闻从业员的素质下跌，新闻机构的形象也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一些大型机构，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都会不定期为员工举办讲座、研讨会，或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为员工提供培训课程，让员工增值，提升员工素质。这样的安排对于每一刻都必须站在新闻最前线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尤其重要，但是我国的新闻机构却是常常忽略这点。当员工的工作量不胜负苛时，公司一般都会埋怨员工，却鲜少反省自己是否曾经为员工提供在职训练，协助员工自我增值。

在经济学中，人对知识的掌握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这个价值同所有事物的价值一样，如果没有通过定时的‘维修’、‘补充’，那么价值便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耗、流失。因此，新闻机构作为传送资讯的重要一环，若要提升竞争力，更是应该重视属下员工的价值提升，给员工时间和机会进修，达到自我增值。

我国的客观新闻环境固然不理想，面对各种局限与法令的钳制，新闻的作业不时受到干扰和管制，然而，这些都不是让新闻素质下跌成为理所当然的合理解释。新闻从业员如何看待本身的责任和义务，对于自我的定位和对新闻的要求，才是影响新闻素质的最关键者。从新闻机构经营者到新闻主管再到新闻记者，如果任何一方无法因此而诚实面对自己的不足，时刻改善和提升自己，接纳他人，则即使有一天，客观环境再好，自由争取到了，也不会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我们选择了原地踏步。

（刊登于：19/08/2004 《东方日报》／争鸣版-我见我思）

《新闻机构与社会新闻》

国内安全部副部长拿督诺奥玛日前表示，该部考虑以罚款的方式取代警告，告诫报章勿玩弄敏感课题，特别是涉及种族的课题，并一再强调，有关的举动并非妨碍新闻自由，只是不想报章借玩弄敏感课题来刺激销量，进而引起各方的不满或误解。而副部长所指的敏感课题除了包括执政集团最喜欢挂在口边的种族课题外，还包括了法庭课题，如诺丽达谋杀案的报导等。副部长的这番话，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可说是正好应和了最近有些人士所提出的，有关媒体应该如何报导社会新闻，应不应该深入报导所引起的争议。

社会新闻本来就是具有高度新闻价值的报导。像各类的凶杀案、强奸案、虐待案等，新闻的本身就集合了“冲突”、“影响”、“趣味”等等的新闻特性，最容易引起读者观众的兴趣。新闻机构只要掌握读者观众的口味，了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偷窥的心态”的道理，在报导社会新闻时，只要借以大标题、图文并茂地日以继夜追踪报导，必会引起读者观众的注意和跟进。对于许多读者观众来说，生活在繁忙、高度压逼的现代社会，阅读一则趣味高的社会新闻远比其他枯燥烦闷的国家大事更有助于暂时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或例行事务。

因此，抄作社会新闻已经不再是小报的特权，从标题的设计、图片新闻的构思到新闻的选角、报导方式，就连大报、各新闻台，都在竞逐如何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提供最内幕的消息。从前阵子的王丽涓奸杀案、诺丽达谋杀案，女雇主虐待印尼女佣案件，到最近发生的马安安凶杀案，我们都可以看到，媒体在如何卖力地像编写香港连续剧一样为群众重播一出出的悲剧，以另类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偷窥狂，满足了自己的钱袋。

对于新闻机构来说，是群众选择了社会新闻，所以媒体才会选择社会新闻。“不能忽略销售量、收视率的考量”，“满足读者观众的口味”等的说词，都是当局解释何以要抄作社会新闻的理由。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新闻机构的主管在筛选新闻过程中所存有的隐议程。

一直以来，基于种种法令的钳制，我国媒体在报导新闻时，都会采取安全防线，避开执政集团所谓的敏感课题。相较于足以引起种族敏感的政经文教课题，社会课题无疑是最安全的新闻报导。站在新闻机构的立场，报导社会新闻不仅能够避免和执政集团产生利益冲突，还可以借由抄作社会新闻，转移群众视线，掩饰在监督三权机构过程中的失责和不足。

借由抄作社会新闻，新闻机构不仅能够打造“关怀社会，改造社会”的形象，还能够竖立有情有义的象征。新闻机构通过支配社会新闻主题，得以建构狭隘化了的“第四权”概念－一种作为监督社会伦理道德、人文价值机制的发展的力量。像前阵子引起各方关注的攫夺命案，媒体在抄作社会新闻时，借着连串的报导、舆论，成功对政府施压，逼使政府在社会治安课题上有所行动，作出补救和改善。因此，当警方最终在各方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以更积极的态度处理社会治安的问题和投诉时，媒体便得以宣告“第四权”、“public watchdog”发挥的影响力。

诸如以上种种的推论和观察，我们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日子，炒作社会新闻依然会成为新闻界的一项主要戏码。在政治言论风气封闭、舆论空间日渐萎缩的时候，社会新闻无可否认的是新闻主管有幸得以开拓的一条新大路。因此，副部长有关“报章经常玩弄敏感课题，不理会政府的警告”的说法看来并不全然正确，恐怕还反而忽略了咱们新闻主管的一番“用心良苦”。

（刊登于：05/08/2004 《东方日报》／争鸣版-世局观察）

《何谓“最好”的新闻》（原标题：《激不起涟漪的新闻竞争》）

MiTV前阵子宣布，将会在今年尾开始投入服务，为我国民众带来了许多期待。身为一位电视新闻记者，对于MiTV势要在广播业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决定，我更关心的是MiTV到底会不会制播华语电视新闻，毕竟这对于我国的华语电视新闻业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冲击。若是能够制播好的新闻，更可以为现有的华语电视新闻制造竞争的环境。

纵观我国现有的华语新闻，无论是TV2、NTV7、8TV还是ASTRO AEC频道制播的华语新闻，由于新闻时段有限，新闻的播出时间又没有直接对垒，一直难以掀起竞争。再加上各台新闻制播文化的不同，互有各自的利益导向，对于推动华语电视新闻的发展难以发挥影响。

今年开播的8TV传媒透视，由于新闻制播仍在摸索、起步阶段，目前可说是居落下风，难以在短期内对同行制造威胁。至于ASTRO华语新闻，由于只限于ASTRO用户收看，再加上新闻时段过短、没有制播国际新闻，大大削弱竞争优势。

再看回TV2华语新闻和NTV7华语新闻，NTV7华语新闻，自开播以来就凭着崭新、亮丽的新闻包装，抢走不少观众目光。随后再藉由促销主播群，制造新闻话题以及设计采访独家新闻等方式，这些年来已经成功凝聚观众的向心力，争取到一定的新闻口碑。而TV2华语新闻，在过去几十年都是一台独大，近年即使面对其他同行的出现，收视一度下滑，但是自从新闻改在黄金时段播出后，比同行更占优势，收视率却也出现回弹的现象。

然而，两者即使口碑再好、收视再高，各新闻台对于制播‘最好’的新闻品质却有着不同的定义。

台湾电视学博士黄新生曾经指出，所谓‘最好’的新闻品质，是指以新闻专业的标准/惯例（conventional）/规范（norms）制播新闻，展现公正的、公平的、迅速正确的新闻风格、呈现无瑕疵的播出技术。专业的新闻人员和机构要以专业意理为依归，不受外力操纵，不为政治干预所屈服。

然而，私营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和新闻部往往因为必须面对市场压力、担负企业盈亏责任而必须制播不涉及企业利益冲突的新闻，例如着重社会新闻报导，或是避免制播牵涉广告商负面形象的新闻，排员前往采访广告商的活动等等。而国营电视新闻的记者则通常被派往采访部长的官方活动，制播的新闻也难以做到正反两面平衡。新闻沦为官方喉舌、遭受强奸的现象更是普遍不过，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当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介机构对于制播‘最好’的新闻品质欠缺共识时，试问又如何能借以制播‘专业’的新闻内容，促进市场内的新闻竞争？

每个新闻台的制播文化固然不同，然而，所谓有竞争才会有进步，而这竞争则必须是对于制播‘最好’的新闻品质的追逐，而不是收视数字的追逐。

如果所谓的‘竞争’只是一场数字的游戏，那么，新闻的制播也终将成为虚荣的追逐；粉饰了新闻独立的必要性，我们也终将满足于‘赢得口碑、抢到收视’的掌声之中。

（刊登于：23/06/2004 《南洋商报》／言论版-万言书《君无戏言》）

《双重标准的爱心》（原标题：《别让爱心持双重标准》）

有关于狗主虐待狗儿的新闻，我们都会时有所闻。而最近，雪州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又再揭发多起狗儿被虐待的案件，其中一起甚至是发生在市政局的狗只监禁所。

根据报导，这个位于万绕区的狗只监禁所对待全部被监禁的狗儿都是没有给予喂食的。被监禁的狗儿在等待主人前来认领的3个星期内只获得当局给予饮水来维持生命。当局这种对待狗儿的方式不仅导致许多狗儿无端承受痛苦，也让人慨叹，为什么执法人员会知法犯法，虐待动物？

根据我国在1953年制定的防止虐待动物法令，任何人士如果虐待动物，刑罚是监禁6个月或罚款200零吉或两者兼施。这清楚说明，不管是官方还是非官方，都没有虐待动物的权利。但是，尽管有关法令存在已久，却并不为大众所熟悉，更别说是一定的重视。

人民对于动物权益的不甚关注，很大的程度是因为对动物持有‘支配’的心理。对于一些人来说，动物只是一种工具或是玩偶。就好像有些人饲养狗纯粹是为了看门，只要定时给予三餐，就已经仁至义尽。所以，狗儿生病受伤带它们看兽医是一种奢侈，带狗儿打预防针、做身体 6816;查则是不可理喻、夸张。对于一些把狗儿当成工具的人来说，工具坏了就买新的，而狗儿死了，就再养一只，没什么大不了。这种‘我最大’的心理，‘因为我拥有，我就能支配，支配就是合理’的态度都是导致狗儿遭虐待的事件重复发生的重要原因。

另外，尽管我国防止虐待动物法令已经列明，如果出现狗儿被日晒雨淋或没有遮蔽物、健康程度不理想、缺乏食物和水、居住环境不卫生或空间太小、被太短的铁链绑住、被狗主殴打或狗主允许他人虐待狗儿、狗主没有替狗儿清洗等情况，狗主都属于虐待动物；但是根据电视新闻和报章的报导，执法当局通常都强调必须在狗儿的身上发现伤痕后，才能采取行动，以及有足够的证据把虐待者控上法庭。执法当局这种专门强调法律的模糊地带、对于虐畜行为爱理不理的态度，甚至是知法犯法，是让虐待动物的事件一再重演的其中一个原因。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是通过让狗儿日晒雨淋、三餐不继或其他等等不留痕迹的方式来虐待狗儿，狗儿的身上是不会出现明显伤痕的，虐待者也就可以逃出法网了。再加上即使触犯了防止虐待动物法令，法庭通常都判虐待者最多罚款200零吉了事，试问这样能起到惩戒和警惕作用吗？

如果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社会进步的今天就不会存在狗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虐待狗儿的报导。如果我们都有爱心，在看到女佣遭虐待的报导后，还没证实指责是否是真的，已经会群起谴责罪行，那么对于弱小动物被欺压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持有同等的爱心呢？

（刊登于：09/06/2004 《南洋商报》／言论版-万言书《君无戏言》）

《关注客工权利》

自从吉隆坡传出一起印尼女佣疑遭女雇主严重虐待的事件后，我们就陆续看到更多有关印尼女佣疑遭雇主虐待的新闻出现。就好像槟城一名女佣疑遭女雇主蓄意用热水烫伤大腿，怡保一名女佣疑遭女雇主蓄意致伤，马六甲一名女佣疑遭女雇主虐待几个月等等。如果仔细留意这一起有一起的虐待疑案，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他们当中都有一些相似处。首先，受害者都是外国劳工；其次，受害者都投诉曾经遭到他人蓄意的伤害；还有第三，被告都是女雇主，也就是女性。

为什么涉案的都刚好是女性呢？是巧合，还是当中有些原因有迹可寻？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推理去解释这当中的原因。

最一般的解释，或许就是，基于女性的性格特质使然，女性处事比较细心，对于事物的要求比较高，有时甚至会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因此当他人无法在工作上给予一定的表现，达不到规定的要求，甚至是无法配合，便很容易与他人产生磨擦。由于女雇主和女佣相处的时间最多，当磨擦日积月累也就容易产生冲突，虐待案件的发生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导致的。

然而，如果参考女权运动先驱西蒙波娃的看法，或许我们又可以由此针对虐待课题得到另一种的反思。

西蒙波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曾经提出，女人之不如男人，沦为次等存在，以致于钦羡男人，乃由于男人在父权体制下享有女人所没有的各种权力与实现自我的优势条件所致。而这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又出于女人被视为“它者”（autre）。

在我国，不少女性到目前为止，还是或有或无意识地在社会中被视为客体存在。男性和女性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教育上依然享有不一样的待遇和权利（力）。男人以具有道德尊严并能理性思考的理性存有者自居，因此能胜任各种社会职务，而女人则由于具备柔性特质，被视为更适合做家事及各种不用大脑的工作。这些都是被视为对女性的一种压迫。而这种性别压迫在一名女性婚后放弃工作，当一名家庭主妇时，则更容易把已经潜在的影响引发出来。

在女雇主和女佣的互动中，两方都是长期处于性别压迫的第二性，不过由于女雇主身为资方的身份，享有比女佣更多的待遇和权利（力），因此地位比自己更小的女佣就无意识地成了“第三性”。当女雇主无法从男人界定的女性中解放出来，获得一定的肯定时，女雇主所能做的便是通过对比自己更弱小的第三性的宰制或是另一形式的压迫，取得心理的平衡。

A.M.Jaggar曾经指出，压迫并非都是循着“男压迫女”的方式进行。这或许正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当女人沾上了一定的权力，同样会对属于他们的客体进行某一形式的压迫。就如同女雇主和女佣的例子。

女雇主虐待女佣的案例当然只是社会里的一些特殊案例，不代表所有的女雇主都会虐待女佣。不过女佣遭虐待的问题的发生无可否认的，却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引发我们好好思考和正视当中的种种问题。

（刊登于：02/06/2004 《东方日报》／争鸣版-读者来函）

《女性的有形与无形压逼》（原标题：《女人不是生成的......》）

台湾最近立法，把性别和人权议题纳入教育的课程范围内，其中一个目标是要打造两性平等的社会。

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探讨男女之间宰制与附庸的权力关系时，都认为女性的受压逼，源自于父权中心的社会体制。女权运动先驱西蒙波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曾经提出，女人之不如男人，沦为次等存在，以致于钦羡男人，乃由于男人在父权体制下享有女人所没有的各种权力与实现自我的优势条件所致。而这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又出于女人被视为“它者”（autre）。

时代虽然在进步，不过无可否认，女性经常还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社会中被视为客体存在，男性和女性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教育上依然享有不一样的待遇和权利（力）。因此首先通过教育来纠正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女性甚至比男性更有必要重新认识两性的定位与分工，女性所面对的有形或无形束缚。

当面对男人以具有道德尊严并能理性思考的理性存有者自居，因此能胜任各种社会职务，而女人则由于具备所谓的柔性特质，因此更适合做家事及各种不用大脑的工作这种二分法的时候，女性本身到底反思了多少？受到外来束缚或压逼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女性本身也认同了千百年来被加诸身上的束缚，并且让束缚内化成了自我要求或一种生存意义。

找到一个好男人就是归属、相夫教子就是女人最大的幸福；还有，无论未婚或已婚，女性的世界里，似乎最重要的就是美容、服装、阡体，女人的天性真是如此吗？当女性认同她的价值必须依附在家庭或外在美才能显现出来时，当中到底有多少是她真正的主体意识，又有多少是男权中心要求下的自我要求，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女性面对被视为“第二性”的枷锁而缺乏或无法反思，可能还会引发一种病态的后果，当一名女性无法从男人界定的“女性”中解放出来，获得一定的肯定时，她所能做的，也许就是通过对相比自己更弱小的他者的宰制或是另一形式的压迫，来取得心理的平衡。具有反省能力的女性主义者例如A.M.Jaggar曾经指出，压迫并非都是循着“男压迫女”的方式进行；婆婆对媳妇的苛求、女雇主虐待女佣等等，都可以被这样解读。

“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en.---西蒙波娃），；在努力迈向两性平等的道路上，女性比男性更有必要真正了解这句话的涵义。

（刊登于：02/06/2004 《南洋商报》／言论版-万言书《君无戏言》）

《新闻自由太沉重？》

在马来西亚，来到每年的5月，民众不会忘记那是属于母亲节、劳动节的月份，但是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记起，5月里另一个有意义的日子：世界新闻自由日。

我国自诩为民主国家，平面媒体发展的历史也比国家独立还要久，但是新闻自由的程度，即使不是退化，也可说是停滞不前；撇开种种管制媒体的法令不谈，媒体工作者和社会群众的态度，足以影响新闻自由的发展是犹如死水还是动态前进。

民众普遍对新闻自由抱持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除了和执政集团长久以来的施政策略有关，更重要的是民众本身对于追求新闻自由的重要性缺乏认知。由于我国的教育制度从不对新闻自由着墨，再加上国家仍然处于发展中的状态，在一般小市民心中，新闻自由就好比富贵人家才能享有的奢侈品，对他们来说，国家发展、经济稳定、三餐温饱、民生问题获得解决远比谈新闻自由更实际。

执政集团47年来强调的“要发展就必须稳定”的论调，不仅合理化了新闻应该受到管制，更无形中妖魔化了新闻自由的意义。

新闻自由对许多民众来说，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再加上经历了五一三事件、茅草行动等等，民众更宁可相信唯有有限的新闻自由，国家才能持续发展，因此不会觉得有必要争取什么新闻自由。民众也相信并认同“人民选政府，政府代表人民，而媒体并没有民意基础，所以政府管制媒体是合理的，同时也是为了人民好”的说法，默许政府应该继续扮演管制媒体的角色，进一步加剧了新闻自由受干扰的情况。

至于媒体工作者，经过长期外在的种种管制，还有自我过滤和设限，很多时候都让管制和设限内化成了自我定位的一种错置，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视自己为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认同自己应协助执政集团维持社会稳定多于为民众监督国家机关，这种现象更是助长了“新闻自由＝破坏”的观念。但是事实上，有良知的媒体，不是应该在协助维持社会稳定和监督国家机关健康运作这两者之间，尽量取得平衡的吗？

所以在我国，你很难看到本地版的媒体以人民利益为先揭发白水门事件，又或者是BBC因为武器专家凯利之死而受到英国政府责难，其他媒体群起支援抗议政府干预新闻自由；反而是媒体这个第四权和国家机关的三权合一，去决定基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什么是应该和不应该被报导的。（有关四权合一的描述可见潘永强之《五权分立和新闻自由》）

民众的沉默、缺乏认知，媒体的安于现状或定位模糊，如果一天没有改变，即使我国走到了资讯最发达的前端，新闻自由之路还是遥不可期。

（刊登于：12/05/2004 《南洋商报》／言论版-万言书《君无戏言》）

《从台湾民主说起》

最近在报章读到一篇龙应台写台湾民主的文章，看到她如何不亢不卑，理直气壮地为台湾民主辩护，让我不禁想到，许多人看台湾民主，脑海中或许只会想到陈水扁执意推行内容空洞的公投、政治人物通过媒体互揭苍疤、立委在国会打架谩骂、民众在街头示威抗议等等。我们一边斥责台湾民主是假民主，一边庆幸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乱象，却很少思考，一直以来通过本地媒体所理解的‘台湾民主’是不是就代表了台湾民主的全部？如果把台湾民主的发展和模式拿来和许多推行民主制度时间更久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又可以带来什么样的省思？

诚如龙应台所说，台湾的民主还有不成熟和不足之处，然而立委打架、街头抗争绝对不是台湾民主的全貌，相反的，台湾社会这一路走来，其民主进程在3个主要的层面都展示了值得深思的提升：1)强调人权（不分族群、性别、阶级和性取向）的社会与法治层面，台湾在2002年落实两性平等劳工法令，台湾的同志团体、同志平权运动也是全球发展得最蓬勃的地区之一；2)经济资源分配和运作的平等性，例如更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台湾在1995年落实国民健康保险计划）和环保措施；3)人民普遍参与政治和政策制定的权力，例如基本的直选市长和总统、教改计划普遍以民意为依归等等。（详文参见Joseph Wong，"Deepening democarcy in Taiwan"，Pacific Affairs，Summer 2003）

当我们说陈水扁被枪伤事件像一场闹剧，但是回头看一些国家，例如我国在大选期间出现的种种混乱情况，包括选民去到投票站却无法投票、选票无端遗失、选票流出市面让民众捡到、还有至今依然没有人可以作出解释的幽灵选民现象，难道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闹剧？

台湾立法委员在议会里嘶吼打架，当然不是有涵养的表现，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却是连见证或监督议会民主运作的机会也没有。在没有国会辩论直播的情况下，民众根本无法掌握议员们在国会内的表现，无法知道议员们为民众争取了什么，放弃了什么。

从228手护台湾大游行到321拼公道、要真相大集会，动辄数十万人的场面，激情之余仍有理性，当局也在充分尊重人民的集会权利、集会时限已过之后，才开始以柔性劝离的方式疏散民众。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权者总把人民集会等同于骚乱，即使是和平请愿，最后得到的也是水炮、催泪弹，还有牢狱之灾。

因此，台湾的经验告诉了我们，民主是领导人的诚信度可以被公开质疑，民主是聆听而不是强制，民主是在发展过程中透过双向理性对话与善意沟通，消弭盲点、建立共识；更重要的是，民主不是一蹴即成，而是不断的去芜存菁，在既有的乱序中认清民众所需。

（刊登于：28/04/2004 《南洋商报》／言论版-万言书《君无戏言》）

《女性声音抬头了吗？》

记得在首相宣布内阁名单的那一天，我采访了一位刚被委任为政务次长的女议员，要求她谈谈上任后最想做些什么来回馈选民。她说，希望可以有效地改善国内男尊女卑的观念，达到真正的两性平等。这让我再次深深感触于男女平权的口号在我国喊了这么多年，却依然图具形式，欠缺内容。

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看最近落幕的第11届全国大选。女性选民因为占了选民总数的占了百分之52，而突然备受重视起来。朝野政党包括回教党在内，都为了捞取女性选票，而纷纷派遣女将上阵。因此，当女候选人人数从上届的62人增加到这届的80多人，以及女性的部长、副部长和国州议员都增加时，人们都说女性声音抬头了。

但是，如果仔细回想这次大选中，到底我们的政党为女性选民提出了什么政纲，许过什么承诺时，恐怕我们只会发现，政党除了只懂得推荐更多的女候选人上阵争选票，以‘量’来显示对女性声音的重视外，实际上并没有提高‘质’的意愿。因为在我国，女性议题从来就不会是大选中的其中一项重要议题。除了部分女候选人，也似乎没有多少男候选人真正提出过要为女选民做什么，争取什么。

而女性选民除了知道自己手中的一票突然成了各党竞相争取的一票外，也没有善用这一票，为自己争取更多。更甚的是，有些政党的妇女组，除了丘比特的天空联谊活动，菜篮运动，留在印象中的，还有什么？女代议士既无法对目前的两性状况，女性权益争取突破，更无法在主流课题发挥影响力。所以，我们能说女性声音抬头了吗？

所以，当嘴巴里口口声声说尊重，说重视，另一边厢，我们还是会看到类似‘站蹲论’，‘他妈的’风波，‘已婚未婚’等以两性课题作为攻击女性的事件不断在发生。即使在国会这样一个最需要也最应该体现尊重女权的立法机关，言语性骚扰的事件也是一再上演，一些“尊贵的”男议员在神圣的国会说出“bagi masuk sikit”等等的字句，而和这些男议员同一政党阵线的其他议员则对有关事件视若无睹，不禁令人深思，我们能够期待什么样的认同女权的法令和政策。

父权体制下的男尊女卑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女性实在需要好好地认真思考自己在社会的定位和权益。女人，你满意现状了吗？如果你不满意，为什么你不说话？是谁不让你说话吗？还是你选择了沉默？别忘了法国女权运动先驱西蒙.波娃的名言：“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

（刊登于：14/04/2004 《南洋商报》／言论版-万言书《君无戏言》）

《媒体、大选、效应》

大选结束将近10天，许多人都认为，国阵之所以能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替阵会惨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新首相效应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导致票源回流。然而，如果从传媒学的角度来看，大选成绩会出现战情一面倒向国阵，当中的原因却是和媒体离不开关系。

从拿督斯里阿都拉接任我国第5任首相开始，就不断强调要为民服务，要听真话，要塑造清廉、有效率的国阵政府。因此，镁光灯下的阿都拉就是一位爱国爱民，言出必行，对贪污滥权深痛恶绝的国家领袖。

由于媒体能够通过重复描素某些人事，从而达到强化有关人事的形象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当这些形象或有或无意识地经由媒体放大，重复播放时，就能成功强化民众心目中的首相的形象（尤其是同样的讯息在短时间内大量的重覆释放，而民众又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验证这些讯息的真伪程度时），也产生了所谓的拉伯效应。因此，当大选来到，首相呼吁全民给他一个机会时，民众的反应都是很正面的。

相同的逻辑套在反对党身上，同样可以得到印证。

行动党自99年大选失利脱离替阵后，并没有真正恢复元气。由于不断面对党争，青黄不接的现象，再加上始终无法摆脱执政党作出的，有关勾结回教党的指责，因此当行动党在这届大选以哀兵姿态上阵时，就无可避免地被媒体描绘成一个处在生死存亡边缘，不惜背水一战的政党。不料这些形象在经过媒体无意识的大事渲染后，反而引发了选民的同情心，获取了不少的同情票，成功突围而出。所以哀兵政策能奏效，很大的程度是媒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帮上了一个大忙。

而公正党虽然作为替阵一份子，然而却长期被塑造为是为前首相安华而斗争的政治形象，因此当传媒不再报导安华事件时，安华效应只能逐渐消退，无法唤起民众的回忆。少了安华课题做后盾的公正党，因为无法突显追求多元种族政治的立场，而无法引起民众的共鸣。

由于这届大选只有7天的竞选期，因此传媒在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性地采访报导某些人事。这样的情形对于那些依赖媒体获取有关政党，候选人讯息的民众来说，便会面对资讯不足的问题。再加上大选竞选期常常会被视为采访线上的敏感期，因此媒体在处理新闻时，都会比平时更为谨慎，从新闻的选择，篇幅的大小，新闻的切入角度，都会小心翼翼。

当民众无法在投票前获取足够资讯，无法通过媒体得到平衡报导时，就只能凭着过去累积的认知，以仅有的了解作出分析和判断。这样的情况对于长期拥有曝光率的执政党和某些党领袖来说，占尽了优势。

尽管理论上媒体是国家的第四权，但是基于我国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客观因素和政治环境，媒体在扮演着收放讯息的关卡时，又必须因应各种管制，由此而言，媒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某一方褒或贬，到底是怯懦还是明智，就见仁见智了。

（刊登于：31/03/2004 《南洋商报》／言论版-万言书《君无戏言》）